是他与他的战友们，以岁月和心血凝铸，为共和国开启了核潜艇的历史新篇章，让中国变成全球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。

  十几平方米的地方，堆满各种资料。不大的办公桌，玻璃下嵌着中央八项规定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报。

  武汉张之洞路，某研究所行政楼423办公室。工作日上午8点，93岁的黄旭华会准时到来。

  他头发花白、身板硬朗，说起话来中气十足、思路清晰。浓浓的潮汕口音，将我们带回90多年前的南粤大地……

  1924年，广东省海丰县，一个普通的乡医之家，出生了一名男婴，排行老三，名曰“黄绍强”。耳濡目染，小绍强有了悬壶济世的理想。

  转眼间，黄绍强将上初中。可日寇入侵，学校停办。1938年大年初四，14岁的黄绍强和大哥辞别双亲，赶往迁广东揭西山区的聿怀中学求学。

  交通中断，崎岖的山路，他们走了整整四天，好不容易找到学校——除了一栋破败的小楼，全是用竹竿、草席搭起来的草棚。

  即便如此，日本鬼子也不放过，飞机常在教室上空盘旋。上课成了打游击，飞机来、师生跑。后来，学校被迫停办一学期。

  听说广西桂林是西南文化大后方，黄绍强又慕名来到桂林中学。在那里，他取“旭日荣华”中的二字，改名黄旭华。

  我不学医了，我要学航空，学造船，我要科学救国！学航空制造飞机，保卫我们的领空；学造船造军舰，保卫我们的领海！

  1944年，黄旭华几经辗转到了重庆，进入国民政府为流亡学生开办的大学特设先修班。他如饥似渴，孜孜以求，先是被保送到中央大学航空系，接着又以第一名考上国立交通大学（今上海交通大学）。

  从小在海边长大，黄旭华对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。1945年，他放弃中央大学，就读国立交通大学造船系。

  国立交通大学，当时被称作东方MIT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）。1943年，我国著名船舶设计师和船舶学教育家叶在馥，在这里创办中国第一个造船系，教育学生的方式仿效麻省理工学院，教材也完全一致。一大批留学英美的高级造船人才受邀回国，加入交大造船系。

  少长咸集，群贤毕至。交大给了黄旭华一个绝佳的成长园地，他沉醉地吸饮于百花丛中，以酿制芬芳馥郁的知识蜜糖。

  恰同学少年，1946年的中国，即将迎来历史的大转折，黄旭华和同学们哼着这首歌，随国立交通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。

  经同学引荐，黄旭华加入交大著名的学生进步社团山茶社，通过文艺活动宣传进步思想。

  著名的“护校运动”中，他一腔热血，振臂疾呼；让当局心惊的“五四营火晚会”中，他竭力阻挡特务的破坏；他机智周旋，先后两次躲过特务逮捕。

  7月，黄旭华被选派到上海市委党校学习。作为党校第一期学员，交大仅有两人。

  又一段弥足珍贵的岁月。台上，陈毅等人讲述亲身经历，介绍党的历史、现在和未来；台下，黄旭华奋笔疾书，密密麻麻的笔记一页又一页，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，在他心中升腾。

  科学救国要靠领导！黄旭华立下誓言：“党需要我冲锋陷阵时，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；党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时，我就一滴一滴地流！”

  学业有成的黄旭华先后在上海军管会船舶建造处、上海招商局（海运局）、上海港务局工作。1954年，他被调到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，参加苏联援华舰船的转让制造和仿制工作。两年后，他与同事李世英喜结连理。

  此时，黄旭华是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产品设计一室潜艇科科长，接通知说北京有工作任务，请他跑一趟。

  黄旭华没带什么行李，想着忙完手头的事就可以回。上海家中，大女儿黄燕妮不到一周岁，刚出了牙，正招人爱。

  美国、苏联先后有核潜艇下水，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，中央决定组建造船技术研究室（后改为〇九研究室）。黄旭华有过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，被选中。

  当时有一个说法：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，可以让核潜艇航行6万海里，这要是用柴油作燃料，需要近百节火车皮来拉。

  核潜艇能潜在海底几个月，即使国家受到毁灭性核打击，只要还有一艘核潜艇，也足以给敌人以同样毁灭性的还击。所以，核潜艇的研制在任何国家都是高度机密。

  领导提出要求，严守国家机密，甘当无名英雄，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；准备干一辈子，就算犯错误了，也只能留在单位打扫卫生。

  为了民族的尊严、国家的富强而奉献！这不正是抗战的炮火中，那个流浪求学少年郎的期盼么？

  李世英对丈夫的工作有着天然默契。黄旭华不说，她也不多问，清点了丈夫衣物后，托人从上海带到北京。

  29人组成的造船技术研究室，平均岁数不到30岁。真正的核潜艇什么样，大家都没见过，但就是有着一股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。

  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，赫鲁晓夫来华，我国再次向他提出援助研制核潜艇的问题，他傲慢地拒绝了。后来，他在回忆录中说：中国想造核潜艇简直是异想天开。

  当月底，毛主席在与周总理研究发展尖端武器的时候，说出了鼓舞一代人奋斗终身的话：核潜艇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！

  没有一点参考资料，没有任何外界援助，面对前无古人的难题，黄旭华和同事们从调查研究入手。

  他们在海量的杂志里，大海捞针般寻找保密控制很严的核潜艇资料，把零零碎碎的资料分析整理，汇总成为核潜艇的总体布局。但是，这样的一个东西到底有多少可信度，大家心中没底。

  就在这时，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美国“华盛顿号”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。黄旭华和同事们非常兴奋，把模型拆了装、装了拆，里面密密麻麻的设备，和他们凭借零散资料画出的图纸基本吻合。

  仅用3个月，黄旭华和同事们提出了5个总体方案，其中3个为普通线个为水滴型。

  水滴，大海的一分子，能与大海融为一体；水滴型核潜艇，摩擦阻力小，水下机动性和稳定能力好。

  为了这个“美丽的遐想”，美国谨慎地走了三步——先把核动力装在常规线型潜艇上，再建造水滴型常规动力潜艇，最后结合成核动力水滴线型试验艇。

  带着方案，黄旭华和同事们一头扎进上海交大的拖曳水池实验室。这个实验室刚建成不久，尚未通过验收，仪器仪表等装备都不齐全。

  为确定水滴型艇水下高速航行时的机动性和稳定能力，黄旭华带着一帮技术人员，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小半年。水池长度只有100多米，有些试验没办法完成，黄旭华提出，用人工增加激流的方法来弥补水池长度的不足。

  反复进行了各种试验后，终于建造了一艘25米长的模型小艇，只容一人进去操纵。模型艇在北海走了一段时间，大家一致认为，“这条艇，比常规艇好操作”。

  黄旭华信心大增，毅然敲定核动力水滴型潜艇。“这就像部队行军，已经有侦察兵探出一条准确道路，再没有必要去走弯路。”

  刚上岛，他们就领教了风沙的厉害。一阵大风刮来，女儿小燕妮差点掀倒在地。岛上有这样一首打油诗：葫芦岛，两头大，中间小，风沙多，姑娘少，兔子野鸡满山跑。

  大家苦中作乐，戏谑道，岛上一年刮两次大风，一次刮半年。也想过植树造林，可不到几天，树苗就被大风吹跑了。

  岛上粮食、生活用品供应有限。只有一间杂货部，一楼卖米、面、油，二楼卖布匹等生活用品。在黄旭华的带领下，大家当起“挑夫”，每到外地出差，就“挑”些物资回来。最厉害的“挑夫”，一个人背回23个包裹，最重的一个达150斤！

  核潜艇技术复杂，最关键的有七项：核动力装置、水滴线型舰体、舰体结构、人工大气环境、声呐、惯性导航系统、发射装置等，人称“七朵金花”。

  仅解决其中一项，都有巨大的工作量。核潜艇数据复杂，要运用三角函数、对数等复杂运算公式。没有计算机的年代，所有的计算都靠人工打算盘和拉计算尺。

  窗外，风沙怒吼；屋内，聚精会神。噼里啪啦的算盘声，硬邦邦的窝窝头，成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作者青春年华的注脚。

  黄旭华将研究人员分成两到三组，同一数据同时开工，算出来结果一致就通过，不一致，从头再来。有时候，为了一个数据，大家会算上几天。

  岛上时光，没有上下班之说。所有人都知道肩负的重大使命，那就是尽快研制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核潜艇。

  晚上10点多，食堂有时会送来豆浆、馒头。30多岁的研究员尤庆文只喝豆浆，把馒头揣回家，大人饿点没关系，孩子可正在长身体。20多岁的曹志荣饭量大，总是吃不饱，晚上11点多饿得撑不住了，就回宿舍睡觉……

  核潜艇发射导弹，要先从水底把导弹推出去，升到空中一定高度再点火。这种发射是摇摆的，比陆地发射难度大很多。稳定性对核潜艇至关重要。

  数千吨的艇，要装上几万台（件）设备，怎么精准地测出各个设备的重心，再调整出一个理想的舰体重心，是个尖端课题。

  黄旭华采用最原始的办法，把科学技术人员派到设备制造厂，弄清每个设备的重量和重心。设备装艇时，在船台进口处放一个磅秤，每件设备一一过秤、登记，施工后的边角余料及剩余的管道、电缆，再过秤扣除。

  曹志荣等年轻的大学生被安排做称重的活。黄旭华要求记录的重量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，并一个个检查，不合格的退回去重称。“我们是来干大事业，做这些初中生都可以做的小事，大材小用。”私下里，有人嘀咕。

  黄旭华抽出时间挨个谈话：每个人手中的每一件小事，最终都归结到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性能上；稍有不慎，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

  言传身教，一批又一批的科研工作者，在黄旭华的带领下，养成严谨细致的科学习惯，迅速成长。“斤斤计较”制造出来的核潜艇不负众望，艇体下水后的试潜、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，一艘排水量达数千吨的艇，能做到如此完美，实属不易。

  当时，国外权威文章提到，美国导弹核潜艇装上一个65吨重的大陀螺，利用陀螺非常快速地旋转，在发射导弹时把艇体平稳下来。经过理论分析和试验后，黄旭华大胆地取消了这种设计。“我们的核潜艇没有一件设备、仪表、材料来自国外，艇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国产。”黄旭华斩钉截铁，他坚信，不用大陀螺依然能保持稳定。

  对于年轻一代科研人员，黄旭华会送他们“三面镜子”：“放大镜”——扩大视野，跟踪追寻有效线索；“显微镜”——放大信息，看清其内容和实质；“照妖镜”——鉴别真假，汲取精华。

  后来的事实上，美国导弹核潜艇并没安装65吨重的大陀螺。报道完全是子虚乌有。

  1974年8月1日，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“长征一号”，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。

  一年冬天，大雪纷飞。黄燕妮上学途中跌入雪坑，大雪没过胸口。李世英上山找到女儿时，黄燕妮已双颊青紫。到家后，黄燕妮昏迷了九天九夜。李世英衣不解带，日夜守候，把女儿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。

  数日后，黄旭华回到家里，才知道女儿大病一场。“姑娘好样的！你敢冒大风雪上学，好！”黄旭华笑着摸摸燕妮的头，“要勇敢往前闯，但也不要蛮干。”

  越是危险的试验，越需要沉着冷静。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试验。 ——黄旭华

  1976年，黄燕妮19岁，三妹黄峻3岁。研究所搬至武汉，她们也来到长江边。

  动乱年代，黄旭华没放弃过自己的科研，也鼓励孩子别自我学习。此前，黄燕妮在工地上筛沙、搬砖……

  1980年，武昌地区统一招考，该研究所有三个名额，黄燕妮果断报名，顺利考入研究所工作。

  小时候，黄燕妮在父亲书桌下塞了一个小板凳，坐上小板凳她就畅想，长大跟爸爸一起工作，这样就能天天看到爸爸。

  核潜艇只有深深地隐蔽在海洋中，才能对敌人产生线年初，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将按设计极限，在南海开展深潜试验。这艘从里到外全部由中国人造出来的艇，能闯过首次极限深潜大关吗？

  上世纪60年代，美国王牌核潜艇“长尾鲨号”在深潜试验时失事，160多人葬身海底。

  眼看着深潜日期一天天临近，参试人员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。“也许我告别，将不再回来……”有人唱起了《血染的风采》，还有人写下了遗书……

  无奈之下，艇长、政委向黄旭华求助。第二天，黄旭华带着尤庆文等设计人员和战士们座谈——

  对深潜，我很有信心！我们准备了两年，一丝不苟。每一台设备、每一块钢板、每一条焊缝、每一根管道，研制单位都反复检查，签字确认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
  对深潜，我也有担心！是不是绝对没有一点疏忽、没有一点漏洞？是不是还有哪些超出知识之外的潜在危险？我们没经验，这是我最担心的。

  越是危险的试验，越需要沉着冷静。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试验。我们要唱着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那样威武雄壮、充满信心的进行曲，去把试验数据成功拿回来！

  100米、200米……一个深度一个深度地潜下去。一百多名参试人员全神贯注，坚守在各自岗位上。

  设备运转声、艇长传令声、艇员回报声和技术人员测试报告声交织在一起，宛如一曲奏鸣曲。

  接近极限深度时，一米一米地下潜。“咔哒、咔哒——”寂静的深海中，巨大的水压压迫舰体发出声响，惊心动魄。黄旭华镇定自若，在听取各项实测数据的报告后，他果断指挥：“继续下潜！”

  黄旭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在核潜艇《快报》上即兴挥毫：“花甲痴翁，志探龙宫，惊涛骇浪，乐在其中！”而他也成为总设计师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世界第一人。

  黄燕妮印象中，父亲不轻易流露感情却很重感情。接受媒体采访时，黄旭华讲到自己的母亲，声音突然哽咽，泪水夺眶而出——

  1987年，广东海丰一户普通人家收到一件从武汉寄来的邮件。寄件人是黄旭华，收件人是他的母亲。

  信中是一本《文汇月刊》，其中一篇报告文学《赫赫而无名的人生》，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。

  这么多年，父母、兄弟姐妹不断去信，问黄旭华在做什么工作，他始终闭口不答复。

  这个黄总设计师，不就是30年没有回过老家、被弟妹们误解为忘了父母的不孝儿子吗！

  心中郁积多年的问号，在一遍遍的阅读中，被一个个拉直。老母亲召集子孙，只说了一句话：三哥（黄旭华）的事情，大家要理解，要谅解！

  1988年南海深潜试验，黄旭华顺道探视老母，95岁的母亲与儿子对视却无语凝噎，30年后再相见，64岁的黄旭华已双鬓斑白。

  30年了！为了理想信念，黄旭华“斩断”与家乡亲人的联系，将牵挂深深地埋藏心底。

  有人问黄旭华，忠孝不能双全，你是怎么理解的？黄旭华回答：对国家的忠，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。

  父亲办公桌的玻璃下，有一张彩色照片。照片上，父亲一身正装，站在舞台中央，他精神抖擞，豪情万丈地指挥着大合唱。

  这是2006年10月19日单位的文艺晚会。这也是黄峻从小熟悉的生活中的父亲。

  喜爱音乐的黄旭华，现在终于有更多时间拾起他的所爱，也有更多时间和家人相处了。他将大学时代自己翻译的资料，送给小外孙。在他的感召下，小外孙勤奋好学，今年被保送清华大学。

  去年10月，黄旭华走进央视《开讲啦》。节目现场，黄旭华目光深邃，话音铿锵——

  我们国家核潜艇战线的广大员工，呕心沥血，淡泊名利，隐姓埋名，他们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，还奉献了终生。

  再问他们，你们对此生有何评述，他们会说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，此生属于祖国，此生属于事业，此生属于核潜艇。献身核潜艇事业，此生无怨无悔！

  “如果一切重来，还愿意隐姓埋名30年研制核潜艇吗？”日前的采访中，记者问。“不会变。科学报国是我的梦想！党把研制核潜艇的任务交给我，让我有机会实现梦想，兑现入党时的誓言，我就要为党和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！”黄旭华答。

  奉献并不全是轰轰烈烈，也可能是默默无闻，用汗水、青春乃至生命，报效祖国。

  万里星空，海疆辽阔，还有无数的黄旭华坚守岗位，为我们负重前行。他们用毕生的信念与奋斗，将炽热的“中国心”镌刻在民族的百年战舰史册，镌刻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！